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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进退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20-05-21 11:04)
  曾国藩一生爱“传帮带”,提拔下属不遗余力。然而,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: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,必然在饷源分配、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。如何處理这种冲突,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和品格的不同。
  曾、李之间的冲突,也从李鸿章独当一面开始。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,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、黄翼升借给他用,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,作为“赠嫁之资”。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,多次在信中表示“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”。


  然而时间一长,建功立业的雄心也使他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。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,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,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。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,只好不了了之,只是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隐讳地叹息说:“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,坐令彼得一人而强,此失一人而弱。”同治二年(1863年)五月,曾国藩因大局需要,调黄翼升由扬入淮。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,拒不同意。曾国藩忍无可忍,以“参办”威胁,李鸿章仍不为所动。曾国藩无计可施,只好作罢。两次索将之争,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。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:在与人交往中,习惯采取守势,不到迫不得已,不会选择决裂。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众人,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。
  如果说忘恩负义,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。但是与沈葆桢、左宗棠不同的是,李鸿章意见虽坚,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“吾师”不离口,反复摆困难、讲形势,低声下气,一面顶撞曾国藩,一面却又说什么“吾师海量盛德,求勿以此纤芥,致伤天和”。这高帽子一戴,让曾国藩没有脾气,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。李鸿章的情商,实在高出沈、左。
  所谓合作,就意味着妥协。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,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,也不全是得利一方。在关键时刻,他也能做出重大牺牲。比如曾、李的军饷之争。
 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,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。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,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,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:“女富则肥及外家,叶盛则粪及本根……则安庆乃公之外家,而庐、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。”
  李鸿章能深深体会曾国藩的难处。收到曾的信件后,他决定竭尽全力优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。同治二年三月间,因曾国荃部缺粮,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。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、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,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,使曾国藩发出“枯旱得雨,众苗勃兴,感荷何极”的感谢之辞。知道退一步,顾全大局,这是李与沈、左的最大不同。
 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,更是他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。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,早在同治元年(1862年)就孤军挺进南京城下。然而直到同治三年(1864年),南京还是没有攻下。
  清廷等得着急,命李鸿章会攻。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“首功”。所以他软磨硬抗,甚至不惜装病,拖延会攻金陵达数月之久,使曾国荃顺利攻占金陵。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。金陵城攻下后不久,李鸿章前来拜会,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。李要行参见大礼,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:“愚兄弟薄面,赖子全矣。”
 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,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方面:左宗棠任浙江巡抚,沈葆桢任江西巡抚,李鸿章任江苏巡抚。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,曾国藩皆寄予厚望。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。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,都很快因地方利益与曾国藩发生冲突,直至决裂。只有李鸿章,与曾国藩既有冲突,又有合作,合作互谅大于利益冲突,从来没有撕破过脸。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,都懂得有进有退。经过全面考察,曾国藩决定抽身退步,将衣钵传给李鸿章,把李鸿章推到了大清王朝最有权势的位置上。李鸿章则“终生事曾国藩如严父”,晚年言必称“我老师”如何如何。
  (云谁之思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《曾国藩传》一书,李 晨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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