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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心里的巨流河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19-06-10 19:07)
文章正文
  张大飞的一生,在我心中,如同一朵昙花,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;迅速阖上,落地。那般灿烂洁净,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。
  山的隘口,他回头看她
 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,北平、天津到处都是流亡的东北学生,16岁的张大飞也在其中。极端困顿中,在报国寺附近游荡的他看到国立中山中学招生的布告,便报了名。
  齐邦媛的父亲是国立中山中学创始人,她的家成了东北学生共同的家。张大飞也来了,他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长,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,被日本人浇汽油烧死,一家人四散逃亡。
  那天,在温暖的火炉边,齐邦媛看到18岁的张大飞用自尊忍住号啕,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。那一幕,12岁的她终身难忘。此后,每个星期六,她都期盼着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。
  一次,大家一起去爬山。下山时,体弱多病的齐邦媛落在最后,天已经暗了,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,寒冷和恐惧中,她开始哭泣。这时,她看到张大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她。他返回来,用棉大衣裹住她,把她牵下山。
  齐邦媛的父母给了张大飞久违的家庭温暖,他称他们“爸爸妈妈”。可不久,芦沟桥的战火就隔断了小屋里的缘分,张大飞报名上军校,改名“大飞”。临行,他送给齐邦媛一本《圣经》,扉页上,他题了词:“……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,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。”从那天起,她走到哪里,这本书就跟到哪里。
  山河破碎,齐邦媛随中山中学一起转移。在湖南湘乡落脚时,她收到张大飞的信,他已考入空军官校,时刻准备报效国家。1938年,颠沛流离一年后,中山中学到达四川,齐邦媛进入南开中学。家人一直联系不上,张大飞给她写信如写家书,感动之余,她每信必复。
  毕业后,他已经驾驶驱逐机了,还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。一个在云端身经百战,一个在学校埋首读书,他们诚挚、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。她给他抄课本上的忧国文章,也有“多情得要命”的散文诗。他说,她的信是“他唯一的家书,最大的安慰”。
  每天升空落地,等你的信
  因为表现出色,张大飞被派往美国,一年后,回国加入了陈纳德的“飞虎队”,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。去云南报到前,他来看齐邦媛。坐在寂静无人的嘉陵江岸,他们畅谈许久,没有一句关乎情爱。“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英雄,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‘亵渎的巨大形象'。”
  张大飞走后,她开始惦念他,从报纸上知道,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胜,她为他骄傲。通信仍在继续,上高中后,沉浸在诗词中的她给他抄诗、词,选课本,他几乎和她同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课。他说这是他“灵魂又一重安慰”。
  齐邦媛高中毕业前夕,张大飞趁着部队在重庆换机赶去看她。一起走在操场上,他突然站定,说:“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,这么好看了呢。”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,她心潮起伏。战友的吉普车还等在校门口,她送他往外走,骤雨突然落下,他拉她到屋檐下,把她裹进他的军用雨衣里。隔着军装,她听到他心跳如鼓。只片刻,他松手说:“我必须走了。”
  不久,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,前往乐山。踏进女生宿舍报到时,门房取出一封信说:“人还没来,信就先到。”浅蓝色的航空信寄自云南蒙自,他惦念她独自去学校的路程,不言相思,却尽是相思。“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,等你到了乐山来信,每天升空、落地,等你的信。”每个星期,他的信都会来,倾吐思念:“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,但是,我多么爱你,多么想你!”
  她也想念他。她关心战报,在地图上追踪他的脚步。她想转去西南联大外文系,因为他在昆明。然而,他的态度却突然变了,在信中不再说感情的话,只说“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,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”。他受伤了,对死亡有了近距离的认识。理智告诉他,这些年来他们走着完全不同的路,他升空作战关注生死存亡,而她在诗书之间走向光明,他不能害了她。
  暑假回家后,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,口气是兄长式的,坚决不赞成她转学昆明,“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”。
  他的飞机,撞上了月亮
  因为英文联考全校第一,在朱光潜劝告下,齐邦媛转入武汉大学外文系。全神贯注在雪莱的诗中,齐邦媛几乎忘记了战争的威胁,《哀歌》中的“啊,世界!啊,人生!啊,光阴”是她苦闷心情的共鸣。她为情所困。
  可张大飞的信许久没来了。1945年6月,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信。信里,哥哥附了张大飞的信:“振一:你收到此信时,我已经死了。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,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,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……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,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。”
  回到重庆的家,书桌上,放着一个深绿色的军邮袋,里面是八年来她写给他的所有信件。在抗战的历程中,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,“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,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”。邮包里,有一封笔迹陌生的信:“张大飞队长已于5月18日在河南上空殉职。这一包信,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,两个月前他交给我,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,请我按这个地址寄给你。”
  信封中,还附有一封纸张褪色、折了多次的汗渍斑斑的信,那是她高二时写给他的,是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:“你说那天夜里回航,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,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。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,李白都要妒忌你了……”
  他真的撞上了月亮,留给她无尽的痛苦。她唯一感到欣慰的是,他和一位中学老师结婚了,“我很为他高兴,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。”
  1945年8月,张大飞殉国三个月后,日本投降。泪水中,齐邦媛想起惠特曼的诗《啊,船长!我的船长!》:“啊,船长!我的船长!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……可是,啊,痛心!鲜红的血滴落,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,冰冷并且死亡。”
  她把他深埋心底:“他不是我的兄長,也不是我的情人,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。想到他,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,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,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都是一种亵渎。”
  抗战胜利后,父亲回到南京工作,暑假齐邦媛去了南京。雨中,她一个人走在街头寻找旧居,走到一个街口时,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,上面写着大字: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。“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,进入我的心,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,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?”
  1947年,齐邦媛去了台湾,走上教育路途,为着他所祝福的“可爱的前途光明”,她两度赴美进修,不仅将西方文学引介到台湾,还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,被称为“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”。
  1993年,已是著名学者的齐邦媛回来了。在南京,她去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,谢绝了老同学的陪同,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。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,其中一栏写着:“张大飞上尉,辽宁营口人,一九一八年生,一九四五年殉职。”
  81岁时,齐邦媛撰写《巨流河》,历时四年,完成了这部史诗般的自传。她和张大飞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,有导演想将其拍成电影,被她婉拒,她不愿“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部热闹的电影”。
  “张大飞的一生,在我心中,如同一朵昙花,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;迅速阖上,落地。那般灿烂洁净,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。”漫长的一生,她时时感受到他的祝福。如今,她实现了他所期盼的“可爱的前途光明”,他的灵魂,足以欣慰。
  李明摘自《莫愁·智慧女性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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